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出版产业也迎来了其改革发展的关键之年。新年伊始，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再次强调了党的十七大的精神，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其后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中，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明确指出深化出版业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其报告中，对2008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出版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尤其强调了出版业需要加快各个层面的改革力度，特别是在出版产业的资本运营方面，支持符合条件的出版发行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或其他方式跨行业融资，培养我国出版传媒行业的战略投资者。在此背景下，中国出版产业的资本运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本文旨在回溯中国出版业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揭示中国出版业资本运营从孕育到发展的艰辛历程，剖析中国出版业资本运营的特征、问题以及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出版业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借鉴。本文在中国出版产业资本运营渐进发展历史脉络基础上，将30年历程大致描述为三个重要阶段：以市场化为标志的孕育阶段、以集团化为标志的初级阶段和以上市为标志的发展阶段。

    以市场化为标志的孕育阶段（1978－1992）

    第一阶段从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到1992年十四大，主要是以市场化为特征，以“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为主要手段，是中国出版业资本运营的孕育阶段。

    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确立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明确指出地方出版社可以不受“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限制，扩大了地方出版社的出版范围，为解放出版生产力做出了贡献。1982年文化部召开图书发行体制座谈会，会议确立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一主、三多、一少”的目标，即“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这为社会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涉足出版产业提供了可能。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出版体制的改革也进一步深化，特别是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地方出版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扩大出版社经营自主权，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这对出版体制的改革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社管理对象主要是生产活动，任务是通过生产计划、管理等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按时完成国家交付的出版任务。这次放权让利使出版社由单纯执行国家计划的生产单位变成有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单位，出版社的生产经营活动得以发展，为资本运营这种高级经营形式的出现打下基础。随着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放开，民间资本开始进入出版领域，但是由于制度性门槛的存在，资本介入出版的合法性没有解决，因而处于潜伏的灰色状态，如买卖书号等现象。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提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即两权分离）。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我国出版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保证意识形态性质的前提下尝试两权分离。这个阶段有三个文件比较重要，它们分别是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办法》（1988），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出台的《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1988）和《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1988）。